一個人，特別是一個運用知識的人，要怎樣才能取得成效？這樣一個人，在生活與工作多年之后，在歷經(jīng)多年的變化之后，又要怎樣才能一直保持成效？這個問題涉及的是個體，因此不妨從我自己開始探討。

我先講七段人生經(jīng)歷，它們教會了我如何一直保持成效、不斷成長、不斷改變，并在年齡不斷增長的同時不斷實現(xiàn)突破。

那時我一周去看一次歌劇。漢堡歌劇院當時是（現(xiàn)在也是）世界上最頂尖的歌劇院之一。我那時很窮，因為學徒是沒有薪水的，但好在大學生可以免費看歌劇。

我們只要在演出開始前的一個小時趕到那里。在演出開始前的10分鐘，那些便宜的座位如果還沒有賣完，就會免費提供給大學生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去聽偉大的意大利作曲家威爾第的收筆之作——他在1893年創(chuàng)作的《福斯塔夫》。該劇如今已成威爾第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，但那時很少上演，因為歌手和觀眾都認為它的難度太大。

我完全被它征服了。我在孩提時期受過良好的音樂教育，那個時代的維也納是一個音樂之都。我聽過的歌劇很多，但是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作品。那天晚上它給我留下的印象讓我永生難忘。

我后來做了一些研究，非常驚訝地發(fā)現(xiàn)，這部洋溢著歡樂、對生命的熱情和無限活力的歌劇，居然出自一位80高齡的老人之手！

在當時年僅18歲的我看來，80歲是一個讓人難以置信的年紀，我甚至懷疑我是不是認識年紀那么大的人，那時人們的普遍壽命也就是50歲上下。

后來，我讀到威爾第自己寫的一篇文章，他在文章中談及，人們問他身為一個著名人物，并被譽為19世紀最頂尖的歌劇作曲家之一，為什么在如此高齡還要不辭勞苦再寫一部歌劇，而且是一部難度極大的歌劇。

“我作為一名音樂家，畢生都在追求完美，可完美總是躲著我。我覺得自己完全有義務再試一次。”他寫道。

這段話讓我沒齒難忘——它們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。威爾第在我那個年紀，也就是18歲的時候，就已經(jīng)是一名訓練有素的作曲者。我在那個年紀卻根本不知道自己將來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，只知道靠出口棉紡織品是不太可能取得成功的。

18歲的我，幼稚得不能再幼稚，天真得不能再天真，直到15年之后，到了33歲左右，我才真正知道自己擅長的是什么事情，知道自己屬于哪個地方。

但是，我當時下定決心，無論我的畢生事業(yè)是什么，威爾第的話都將成為指引我前行的明星。我當時就下定決心，如果我能長壽，我將永不放棄。同時，我還會追求完美，盡管我非常清楚，完美總會躲著我。

差不多同一時間，也是在漢堡做學徒的期間，我還看到了另外一個故事，它讓我進一步明了“完美”的含義。

那是一個關于古希臘最偉大的雕塑家菲迪亞斯的故事。公元前440年，他受命創(chuàng)作一組神像——歷經(jīng)2400年的風雨，如今它們依然矗立在雅典城帕臺農(nóng)神廟的屋頂上，它們被譽為西方最杰出的雕塑作品之一。

創(chuàng)作完成之后，它們受到了廣泛的贊譽，可雅典城的司庫在接到菲迪亞斯的賬單之后，卻拒絕按單付款。他說：“這些神像立在神廟屋頂上，而神廟蓋在雅典最高的山上。大家只能看到神像的前面，可你是按四周都雕刻收費的。也就是說，神像的背面誰也看不見，可是你卻收了錢。”

“你錯了，”菲迪亞斯駁斥說，“眾神看得見它們。”我還記得，我是在看完《福斯塔夫》不久后讀到這個故事的。它深深打動了我，并從此信守這條原則。

我做過許多希望神沒有注意到的事情，但我始終認為哪怕只有“神”注意得到，我們也必須追求完美。

無論何時有人問我認為自己寫的哪一本書最好，我都會笑著回答：“下一本。”我那不是開玩笑，而是認真的，一如威爾第說自己在80歲高齡仍堅持創(chuàng)作，追求自己終生求索而始終未得的完美。

盡管我現(xiàn)在比創(chuàng)作《福斯塔夫》時的威爾第年長，但我仍然在思考，并正在寫兩本新書，而且希望它們比我過去寫的任何一本都更好，更重要，更接近完美。

當記者時下的決心：持續(xù)學習

幾年后，我搬到了德國的法蘭克福。最先，我在一家經(jīng)紀公司做學徒。后來，紐約股市于1929年10月崩盤，我所在的經(jīng)紀公司也隨之破產(chǎn)，在我20歲生日那天，我被法蘭克福最大的報社錄用，成為一名財經(jīng)和外交事務記者。

我在當?shù)卮髮W的法學院注了冊，因為大學生轉(zhuǎn)學在那時的歐洲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我那時仍然對法律不感興趣，但是我始終記得威爾第和菲迪亞斯給我的教誨。記者要涉及的話題很多，因此我認為自己必須了解許多領域，那樣才能做一名合格的記者。

供職的那家報社下午出版。我們早上6點開始工作，下午2：15出版，于是我迫使自己在下午和晚上學習，學習的內(nèi)容包括國際關系和國際法、社會和法律機構的歷史、普通史、金融，等等。就這樣，我慢慢構建起自己的知識體系。

我現(xiàn)在仍然堅持這個習慣，每隔三四年我就會選擇一個新的領域，例如統(tǒng)計學、中世紀史、日本藝術、經(jīng)濟學，等等。三年的學習當然不足以讓我掌握一個領域，但足以讓我對它有所了解。

因此，在60多年的時間里，我不斷地學習，每次學習一個領域。這不僅讓我掌握了豐富的知識，而且迫使我去了解新的學科、新的途徑和新的方法——我研究的每一個領域，它們的假設不同，采用的方法也不同。

主編的教誨：回顧

使我的思維保持活躍、知識不斷增長的另一個習慣，是該報主編、歐洲一位著名報人給我的教誨。那家報社的編輯都很年輕，我在22歲那年成為三名助理總編輯之一。

我得到提拔，并不是因為我特別出色。事實上，我從來都不是一流的日報記者。但是，在20世紀30年代，本該出任這些職位的人，也就是35歲左右的人，在歐洲很難找到，因為他們大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中戰(zhàn)死了。于是，即便是一些位高權重的職務，也只好由我這樣的年輕人來擔任。

20世紀50年代中期和晚期，我在太平洋戰(zhàn)爭結束10年后去日本，在那里發(fā)現(xiàn)的情況也是大同小異。50歲左右的報紙主編不辭勞苦地培訓和磨礪他的年輕下屬。

他每周都要跟我們每一個人談話，討論我們的工作。每年在新年到來之初以及在暑假于6月開始之時，我們會把星期六下午和整個星期天的時間用來討論此前6個月的工作。

主編總是從我們做得好的事情開始，然后討論我們努力想要做好但又沒有做好的事情，接下來再討論我們努力不夠的事情，最后嚴厲地批評我們做得很糟糕或者本該做卻又沒有做的事情。

在討論會的最后兩個小時內(nèi)，我們會制定接下來6個月的工作：我們應該全力以赴的事情是什么？我們應該提高的事情是什么？我們每一個人需要學習的東西是什么？主編要求我們在一周之后遞交自己在接下來6個月內(nèi)的工作和學習計劃。

我非常喜歡這些討論會，但是一離開那家報紙便把它們忘得一干二凈。

將近10年后，我已身在美國，我又想起了這些討論會。那是在20世紀40年代初，我已成為一名資深教授，開始了自己的咨詢生涯，并且開始出版一些重要的著作。這時，我想起了法蘭克福那位日報主編教給我的東西。

自此之后，我每個暑假都會留出兩個星期的時間，用來回顧前一年所做的工作，包括我做得還不錯，但本來可以或者應該做得更好的事情開始，我做得不好的事情，以及我應該做卻沒有做的事情。另外，我還會利用這段時間確定自己在咨詢、寫作和教學方面的優(yōu)先事務。

我從來沒有嚴格完成自己每年8月制訂的計劃，但是這種做法迫使我遵守威爾第“追求完美”的訓諭，盡管直到現(xiàn)在完美仍然“總是躲著我”。

高級合伙人的教誨：

履新之后必須做的事情

幾年之后，我再次經(jīng)歷了一件富有教益的事情。1933年，我從德國的法蘭克福移居到英國倫敦，先是在一家大保險公司做證券分析員，一年之后去了一家快速發(fā)展的私人銀行，擔任該行的經(jīng)濟學家，同時兼任三名高級合伙人的執(zhí)行秘書。這三名高級合伙人，一名是70多歲的公司創(chuàng)始人，另外兩名都是三十五六歲。

起初，我只是跟后面這兩名合伙人接觸，大約3個月后，公司創(chuàng)始人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，劈頭蓋臉地說道：“你剛來這里的時候，我覺得你沒什么了不起，現(xiàn)在也還是覺得你沒什么了不起，只不過你比我想象的還要愚蠢，簡直是愚蠢到了極點。”由于那兩位年輕的合伙人每天都把我夸上了天，因此我愣在那里什么話也說不出來。

接著他說：“我知道，你在保險公司做證券分析做得很好。但是，如果我們想要你做的是證券分析，就會讓你待在原來那個地方。你現(xiàn)在成了合伙人的執(zhí)行秘書，可是做的還是證券分析。你想想看，你應該做些什么事情，才能在這個新崗位上取得成效呢？”

我當時非常生氣，但還是意識到他說得對。于是，我徹底改變了自己的行為和工作內(nèi)容。打那以后，我每換一個新崗位，都會思考下面這個問題：“在這個新崗位上，我必須做些什么事情才能取得成效呢？”每次要做的事情都是不同的。

我做咨詢顧問60年，給許多國家的許多組織提供過服務。我在所有組織中見過的人力資源方面的最大浪費，便是提拔不成功。許多能干的人被提拔到新的崗位上，但真正成功的人不多，有不少人更是徹底的失敗，更多的人既談不上成功也談不上失敗，成了平庸之輩。

一個在10年甚至15年間都很稱職的人，為什么突然之間變得不勝任工作呢？我所見過的事例，幾乎都犯了我70年前在倫敦那家銀行里所犯的錯誤——他們走上了新的崗位，做的卻仍然是在老崗位上讓他們得到提拔的那些事情。因此，他們并不是真正不能勝任工作，而是因為做的事情是錯的。

耶穌會和卡爾文教派的教誨：

記下來

又過了一些年月，1945年前后，我選擇歐洲現(xiàn)代史的早期，特別是15世紀、16世紀作為自己為期三年的學習領域（我已于1937年從英國移居到美國）。

我在研究過程中發(fā)現(xiàn)，有兩個組織在歐洲成了兩股具有支配性的力量，它們分別是在南部天主教地區(qū)的耶穌會和在北部新教地區(qū)的卡爾文教派。這兩個組織的成功都是出于同一個原因，都是創(chuàng)建于1536年（獨立創(chuàng)建），都是在一開始就采取了同一種學習方法。

按照規(guī)定，每當耶穌會神父或者卡爾文教派牧師做一件比較重大的事情，例如做出一個重要決策，都應該把自己預期的結果記下來，在9個月之后再用實際結果進行對照。

這樣，他們很快就能發(fā)現(xiàn)自己什么事情做得好，自己的長處是什么；有哪些東西是必須學習的，有哪些習慣是必須改變的；哪些事情是自己沒有天賦的，因此做不好。

我自己也使用這種方法，至今已經(jīng)堅持50年。它能幫助一個人發(fā)現(xiàn)自己的長處——這是人們了解自我的最重要的一點。它還能揭示在哪些方面需要改進以及需要的是什么類型的改進。最后，它還能揭示一個人沒有能力去做，因此根本不應該去嘗試做的事情是什么。

了解自己的長處以及如何強化這些長處，并且了解自己不能做的是什么事情——它們便是持續(xù)學習的關鍵所在。

熊彼特的教誨：

想要留下怎樣的名聲

這是我要講的關于個人發(fā)展的最后一段經(jīng)歷。1949年圣誕節(jié)，我開始在紐約大學教授管理課程之后不久，我父親從加利福尼亞前來看望我們，那一年他73歲，退休已有一些年月。

新年剛過，也就是1950年的1月3日，父親和我一起去探望他的老朋友約瑟夫·熊彼特。熊彼特那時已經(jīng)成為一名享譽世界的經(jīng)濟學家，雖然已經(jīng)66歲，但仍在哈佛大學傳道授業(yè)，并且擔任美國經(jīng)濟學會的主席，活躍在學術圈內(nèi)。

1902年，我年輕的父親在奧地利財政部擔任公務員，但也在大學兼職，教一些經(jīng)濟學課程，于是認識了熊彼特。熊彼特當年還只有19歲，是班里最聰明的學生。

他和我父親性格完全不同。他態(tài)度浮華、狂妄自大、粗暴無禮、愛慕虛榮，而我父親性情溫和、彬彬有禮、謙卑有加。可是，他倆卻一見如故，友誼歷久彌堅。

到1949年，熊彼特已與當初判若兩人。年近七旬，執(zhí)教于哈佛大學的他，名聲已至頂峰。

兩位老人在一起盡情回憶往事，度過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時光。他倆都在奧地利長大，都在奧地利工作過一段時間，后來又都到了美國——熊彼特是在1932年來的，我父親遲他4年。

突然，我父親笑出聲來，問熊彼特：“約瑟夫，你現(xiàn)在還在想要留下怎樣的名聲這個問題嗎？”熊彼特爆發(fā)出一陣爽朗的笑聲，我也跟著笑了。

熊彼特在自己兩本重要的著作出版之后，曾經(jīng)說過一段廣為人知的話。他說，自己最想留下的名聲是“歐洲最偉大的情圣和歐洲最偉大的騎師——也許還有世界上最偉大的經(jīng)濟學家。”那時他還只有30歲左右。

他回答我父親說：“是啊，這個問題現(xiàn)在對我也還是很重要，不過答案不一樣了。我現(xiàn)在想留下的名聲是一位培養(yǎng)出六七名一流經(jīng)濟學家的教師。”

他肯定是看到我父親那吃驚的表情，因為他接著說道：“你知道，阿道夫，我已經(jīng)到了一個知道光是靠書和理論留名遠遠不夠的年紀。一個人如果不能改變?nèi)藗兊纳?，那他就什么也沒能改變。”我父親去探望熊彼特的一個原因，是知道他已經(jīng)病入膏肓，來日無多。五天后，他撒手人寰。

他們這段對話我永生難忘。我從中學到三件事情。第一，我們必須問一問自己，到底想留下一個怎樣的名聲。第二，答案會隨年歲增長而改變，它會隨自己的成熟以及外部世界的變化而改變。第三，只有改變了別人生活的東西才是值得紀念的。

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講述自己的這些故事，原因只有一個——我所了解的長年保持成效的每一個人，無論是管理者還是學者，也無論是高級軍官還是一流的醫(yī)生，也不管是教師還是藝術家，都曾獲得一些與我非常相似的教益。

無論是跟誰合作，我遲早都會設法找出對方把自己的成功歸結于什么因素。